【黑救护车：疯狂敛财！拔患者氧气管要钱，倒逼家属下跪求情】长期活跃在各大医院的“黑救护”车，几乎霸占着病患人员的出院转运市场，由于利润可观，这个市场鱼龙混杂。
“黑救护”正转运病患。
石家庄一家三甲医院，成为黑救护车的生意场。同行司机耿师傅都看不下去了，“最多时有20多辆车一起排队”。
司机们身着便装，操着“地方普通话”，丝毫没医疗经验的他们，急速开车冲到病房楼前，慌慌张张把病人塞进车中。
被抬上黑救护的有初愈病人，也有放弃治疗的最后“人间客”。在司机眼中，他们价值每公里5至10元。警报声响，资金到账。
长期开“黑救护”的耿师傅感慨生意难做。无聊时，他躺在担架上一遍遍刷着股票K线图。20公里外城乡结合部家中，有一双读大学的子女，以及四位老人需要赡养。
“我和妻子共同经营。”耿师傅的救护车是一辆改装过的“金杯面包”，设施简陋如同送菜货车。外面贴着“红十字”非常耀眼，“这不是制式标志。”
耿师傅的情况并非孤例，在石家庄乃至全国多地医院都被“黑救护”占据，他们不仅控制急救中心，还垄断ICU病房，甚至很多医务人员成为利益共同体。
不过，这有难解之痛。按照城市120救护车标准，每5万人才配1辆救护车。即便如此，有的城市仍未达到这个标准。巨大的市场需求，让“耿师傅们”在节假日都不舍得休息。
这个群体中，更另类的是，还有人向过世者家属收取鞭炮费。否则，会卸尸走人。
病人家属下跪
刘成至今活在耻辱中，他没想到一辆黑救护车毁了自己的希望。
2014年初，父亲因患病住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简称郑大一附院），在重症监护室熬到3月份时，突然没了呼吸。
大病已将这个平顶山家庭所有苦难加诸在身，他们能做的就是带逝者回家，但医院基本不做这项业务。姐姐找来张名片，“有专门拉人的，打个电话吧。”
来不及辨别的刘成拨通了手机。很快，5名男子拿着担架出现在病房，直接将父亲抬上大面包车。郑州到平顶山市区150公里，要价1.5万元，每公里100元。母亲痛哭求情后，才答应收1万元。
“到地方后，再给司机二三千元辛苦费。”领头人说。途中，刘成的姐姐拿着一条香烟跪在司机面前：“求求你，我们真没有钱了，别再问我们要钱了，求求你了。”
从那刻起，刘成觉得自己崩塌了。同样崩塌的还有丁强，他父亲也住在郑大一附院，病情严重后，准备出院回中牟县的家。医院保安叫来辆面包车，40多公里路程，对方开价2000元。
车上除司机和一名白大褂男士外，还有3名面露凶相的男子。没等丁强反应过来，对方就把车门关住，说必须给4000元。见有犹豫，“白大褂”顺手将丁父氧气管给拔了。
丁家人赶紧凑够钱，车子才从医院出发。到达郑东新区时，副驾驶座上的男子说再拿1000元钱。话毕，司机将车停在路边罢工。
惊恐的丁家人又凑了这笔钱，车子才继续向前开。让人愤怒的是，“白大褂”还单独向丁家人索要500元，理由是他负责拔了氧气。在所有人央求下，他仍收了300元。
不幸的是，到家后，丁强父亲就去世了，然而副驾驶座上的男子说太晦气，又让买了1条烟和两挂鞭炮。类似遭遇，家住商丘虞城的卢光也遇到了。妻子因癌症在郑大一附院放弃治疗后，他到医院北门立交桥下找了辆车。
郑州到虞城约270公里，司机要1000元。刚把妻子抬上车，有两男一女过来说：“这里的病号都由我们承包，要想完尸回家必须出1万元，否则就推到太平间等着火化！”
卢光给三个人下跪后，对方提出要5500元钱，1000元钱给司机，4500元钱给他们。最终，邻居们帮着凑齐了这笔钱……
其实，这几个家庭的受害经历，仅仅是“黑救护”江湖的冰山一角。之所以能经久不衰，除城市120救护车配比不足外，受害者疲于维权也是其攫取横财的重要原因。
被人们称为“亚洲最大医院”的郑大一附院周边，至今被大量“黑救护”占据。前述事例均系同一团伙所为，他们趁火打劫的举动，被检方称是“无恻隐之心”。
病房外的“黑社会”组织
熙熙攘攘的郑大一附院病房楼前，弥漫着压抑情绪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里的ICU出院转运业务，曾长期被社会人员控制。
几年前，贾山刑满释放，到郑大一附院发名片揽活。此前，这里是自由竞争状态。
他很快发现，ICU病房11号楼利润最大，床位达100多张，从里面拉出去的都是危重病人，“家人急着想要拉回老家，还有些就是家里太穷付不起医药费，急着想要转回老家或是老家收费便宜的医院保守治疗。”
贾山说：“病人家属越是着急出院，越是有利于救护车谈个好价钱。”后来，他纠集李飞、赵军等27名车主成立车队，开始垄断11号楼出院患者的运输生意。
一开始，很多车主不服贾山，打了几次架，最后大家才服气。
为揽活儿，贾山在名片上打印的联系人是“崔师傅”，并留了两个电话。使用“崔师傅”是行规，一方面能防止病人路上死亡后家属找麻烦；另一方面是为敲诈患者家属做规避。
贾山还制定了经营思路。对内形成单一竞价机制，按照排号顺序，每次仅有轮候拉活的车辆人员面对患者家属进行谈价、要价，致使患者家属别无选择。
时间久了，就发展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。贾山从每趟生意中获得20%（后期涨至30%），运送者获得80%（后期降至70%）报酬。
实际上，在车主运送病人途中，会以各种名头坐地起价，额外收入都落入个人腰包。后来，贾山害怕被政法机关打击，便退出车队。
但李飞、赵军不甘心放弃，两人经预谋又将其他人团结一起。起初，他们按原有套路、方法运作出院患者运输生意。后期，李飞改变运作模式，将原来“吃大锅饭”，改成由组织统一接活儿，按照顺序统一派活儿模式。
等活儿的“黑救护车” 与患者家属谈价、加价、涨价的事，一般由当值司机以外的车队成员负责，其他人予以配合。他们通过威胁、恐吓患者家属等方式，迫使接受高额要价。
另一方面，该团伙还制造“车队已经垄断、控制了重症患者运输市场，出院患者家属别无选择”氛围，导致患者家属产生精神、心理强制，最终达到胁迫的结果。刘成、丁强、卢光等人均是遇到这个团伙。
在“黑手”运作下，李飞团伙赚得盆满钵满。车队每次从患者家属处获得的钱财，除个别人员享受每公里7元外，其他成员每公里5元，剩余部分归整个车队共有。
团伙的冷血让很多人愤慨。检方原话是“给患者家属心灵遭受二次创伤，给患者家属带来毁灭性的打击”。并且，这些人连正规120都不放过。
一名周口的孙姓患者，在郑大一附院难以治疗后，家属准备送回老家项城。正好，楼下停了一辆周口郸城的120急救车，他正询问时，遭遇李飞团伙人威胁。担心出事，司机迅速离开。
最后，孙家人只好花费3500元，将患者送回240公里外的老家。
法网恢恢，上述违法团伙最终被打掉，相关违法者也受到法律制裁。
靠“拳头”争市场
在“黑救护”江湖中，很多人都想去分一杯羹，竞争方式多是靠拳头。
从2017年9月开始，卢成义、赵磊、李旭锋、杨永侃等人，在北京301医院从事黑救护车运营活动期间，为与联捷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简称联捷公司）争抢资源，多次组织人员殴打公司员工。
卢成义最早在301医院门诊楼附近卖水，与李旭锋相识多年。后来，李旭峰提出，想让其与卢成义一起出资买辆救护车。因价格太贵，就放弃了。
于是，他们和黑救护车主杨永侃商量后，决定由杨负责谈业务和出车，李旭锋、卢成义负责找关系、找人，赵磊也加入进来。
如果挣到钱，杨永侃每公里提6元钱，剩余部分三人分。没多久，杨永侃说“优护送”占着301医院地盘，得把他们赶走。“优护送”是网络救护车平台，由联捷公司运作。
卢成义从老家找了名叫海龙的男子，海龙带着一些人到301医院占场。
赵磊等人还商量好，在“优护送”人多时去挑衅，这边如果有人受伤，就利用公安局将他们清退或者给他们震慑。为了规避团伙犯罪，他们约定打架时不能去3人以上。
没多久，李旭锋带着小辉，到急诊室北门门口开始挑衅“优护送”4个人，双方打起来了。第一架结束后不久，“优护送”也有十多人聚在西门外，并有人来搅局。
海龙团伙的人，又把这名男子打了一顿。第二场架后，赵磊和卢成义说：“海龙这帮人开销太大，下手太黑，怕控制不住场面，不能用这帮人了。”无奈，卢成义又找来叫斌子的社会人员并继续恶战。来来回回，双方多次斗殴。
而卢成义给海龙、斌子等人发的工资中，就包括挨打后的医药费。
类似争斗，在北京阜外医院也有上演。
从事“黑救护”的高飞，正在阜外医院急诊门口拉活，看到同行侯志强也在拉活，便上前理论。两人争吵了一会儿，到公共卫生间门口开始打架。
高飞打了侯志强胸部，侯志强打了他头部、面部，门牙也打掉一颗，右手中指还被咬破，脖子上有很多抓痕。同样的事情，还发生在北京地坛医院。
河北保定“黑救护”司机王飞说，他到地坛医院接病人回山东老家，当车开进医院后，两辆小轿车开始跟踪他。到南门停车场时，从两辆小轿车上下来七八个男子将其拉下车殴打，致使他胳膊、大腿和胸部受伤。车内2.3万元现金也不见了。
除北京外，这种通过打架抢市场的案例，在广东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湖南长沙市湘雅附三医院也上演过，而涉案人员刑期都不长。
乱象重重
靠拳头打下来的市场，并不好做。这些年，随着主管部门不断干预，纯正“黑救护”愈加难以生存。为了保住这块蛋糕，更多从业者选择挂靠基层或民营医院，但不在本辖区活动。
车辆也并非正规招标采购，黑市上几乎是清一色改装车，以“福特”“江铃”和“金杯”商务车为主，并形成固定产销链。这些改装车，被拆掉座椅后放上简易床和氧气瓶，车身再喷上红十字标志，摇身一变就成了救护车。
暗访期间了解到，黑救护收费标准多以车况而定。以石家庄、郑州、济南、太原等省会城市为例，仅有担架的话，二环之内起步价50-100元，每公里5-10元。
如果配有氧气、吸痰机、心电监护、呼吸机、注射泵等设备，价格会略高。出省每公里在10元以上，过路费自理，油钱无需承担。索要发票，价格会更高。
不过，跨省护送也有打包收费的。近日，从河北石家庄出发，到云南昆明的一名患者家属被收费9万元。这成为行业内羡慕的一单生意。 虽然不少“黑救护”司机说与所在医院有合作，却都不肯拿出实证。 不过有个案例是，两年前陕西咸阳群众郑辉，因蛛网膜下腔自发性出血、脑动脉瘤破裂后，拨打120被送往某医院进行抢救。医生建议让患者去西安医院手术，但谎称本院呼吸机拆卸不便、氧源不足等，让其家人使用私人救护车。 后因“黑救护”太慢，导致郑辉错过抢救时间死亡。假如患者在运送中去世，家属要给车上工作人员数百元“鞭炮费”。事实上，更多患者会选择最便宜的“松花江”面包车。 需要指出，“黑救护”司机随叫随到的医务人员来自各个医院，单次收费为200-300元，出市或跨省每天500元。而司机们此前从事的职业也五花八门，有出租车司机、铲车司机等，几乎无人从事过与医疗有关的工作。这样一来，患者在运输途中风险就大大增加。 2018年5月12日，货车司机高才去天津运输货物，在工作中因劳累过度，造成脑出血。本来，他被送到静海区治疗，但老板曲卫东私自联系“黑救护”，将高才拉回宁津治疗。 从静海到宁津长达3个小时路程，因不是专业救护，耽误了治疗，最终致其死亡。 还有一个案例在湖北十堰。李宾系十堰绿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在贵阳出公差期间，突发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家属决定将他转回十堰继续治疗。同事郭某联系了一辆救护车。这辆车到达重庆境内时，李宾死亡。 最后证实，该车辆是“黑救护”，随车“医生”也不具有职业资格。 尽管存在各式各样风险，但“黑救护”市场依然持续火爆。现在，很多公司甚至推出专业APP软件。通过“天眼查”得知，这些平台拥有者，多是汽车租赁公司。 北京一急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说：“公司不允许从事救护车护送业务。”而且，个人不允许申请救护车，必须以单位形式申请，一般应该是一级以上医院，不符合要求的不允许院前救护，且不配备救护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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